阿成写的《周同学》描述了一个普遍的晚会——同学们来参加晚会看老朋友、喝酒、谈话。但是从故事的开始,阿成用的语言给读者看叙述者是怎么看待这种“普遍”的聚餐。故事的开头,叙述者讨论好同学对坏同学的歧视, 让读者感到坏同学的隔离感。阿成继续描述同学在聚餐的行为,不断地接电话聊天、干杯、再节电话等。从他的叙述读者可发现,这些同学们不是为看老朋友而参加聚餐,反而是为了造新的关系而来饭馆。手机联系起来了同学们与外边的生活,保证他们不会在参加聚餐时浪费时间、省略利益的机会。到底,这些所谓的同学们与陌生人一样, 已经彼此不认识而不在乎人家生活情况如何。

从〈周同学〉的开头,叙述者一直对“好同学/坏同学”这个对分表示不满意感。 而且,他一到聚餐就开始批评他的同学们,把自己与同学们清楚的分别。那叙述者为什么肯去同学的聚餐呢?

《十七岁的单车》 针对年轻人的生活,也针对外地人与老北京人的生活情况。 大家觉得这部电影主要地算是个青春片还是一个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电影?

〈周同学〉的叙述者好像很愿意给读者关于他的同学们各式各样的几条信息,但是关于叙述者自己的信息比较少,甚至读者也不太清楚叙述者为什么来参加同学们的晚会。你认为折中关于自己沉默的叙述者在故事里提什么作用?他同情周同学吗?到底他那里与他的同学们不同?

叙述者给王亚明借《屠场》这个动作在文章中有什么意义?说明叙述者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态度怎样?而且,借给王亚明书对王亚明有什么影响?

故事的最后,阿仓对阿公的问题 (“把鱼买回来了没?“)表示了又奇怪、又厉害的反映。大家觉得阿仓的反映与他师傅对他的虐待有任何关系吗?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我看来,《哺乳期的女人》不仅是关于现代化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性别角色的一个正文。故事中的男人—— 例如旺爷与那群开低俗玩笑的男人——都是以性或者暴力来理解男性。旺爷一发现旺旺咬了惠嫂就开始抽他的孙子,而且故事的最后惠嫂劝旺爷不打孙子时,旺爷直接以“不骂不打不成人”回答了她。这种养孩子的态度就体现了故事中的一个重点: “男性”这个东西是通过暴力才能达到的。那群开色情玩笑的男人同样地用“性”来理解男性。对他们来说,旺旺的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原因就是性欲。由于旺旺是男孩、咬了惠嫂的乳房,因此按照这些男人的低俗数学旺旺就是像成人一样要和惠嫂发生性关系。他们懂得“男性”的词汇中没有“天真”这两个字,却有“性欲”这个概念。

对于欧里克提出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惠嫂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物,也必须代表“母亲”这个概念,所以叙述者没有给读者提供什么关于惠嫂儿子的父亲的信息。这让读者感受惠嫂不只是惠嫂那个人,也是代表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很有道理的分析!

《哺乳期的女人》是个关于经济化与传统之间冲突的故事。 按照故事的最后,你们觉得哪一方面是更强健的?而且,小村不良的流言蜚语是属于哪一组,现代化还是传统?终于,哪一个是带来最不好的影响?

虽然《第二的母亲》的内容针对一个有争议的题目[“话题”更好](同性恋),但是它主要地针对人类性与社会制度。由于巴金决定描述他的人物的人类性,而不只针对第二母亲所谓的“特点”,因此他的故事能令人特别感动,这就是《第二的母亲》很明显的优点。叙述者长大了以后,回头考虑他童年的生活时,读者就感到故事的影响——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无法不接受社会制度的影响、都会被社会折磨成第二的母亲那摸样。

《风筝》那篇文章有两个主要的人物: 叙述者和他的弟弟。虽然在叙述中这两个人是明显分开的,但是我觉得叙述者和他弟弟到底是同样一个人物的反映。 这就是说,他们俩代表人类性格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儿童似的、无忧虑、无社会制度那么残酷的理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长大”的性格,忍不住看“没出息”的行为。在我看来,第一个提起来的性格更好代表所谓的“人性,” 而第二部分代表变迁中的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可能最令人悲哀的就是故事的最后,人性被社会取消了。我觉得这篇文章不仅是特别好看的,也对中国的现状还很有关系。

关于这篇文章另我一点惊讶的是,同性恋者这个题目不是文章主要的话题,而且“第二的母亲”的叙述者不判断他第二的母亲,反而对她很有同情感。 大家觉得文章是关于同性恋还是关于人类?而且,叙述者对同性恋的态度与咱们的有什么区别?

鲁迅 (生于1881年,1936年去世)是周树人的笔名。 周树人在日本学了医疗学,但是为了治疗中国人所谓的“精神病”他把医疗学放弃了,开始写文章。 鲁迅的文章和小说对五四运动有特别大的印象[影响]。 鲁迅以古代汉语和白话写文章。 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

大家好! 我想起的问题就是关于文章中的哥哥和弟弟那两个人物的区别和性能。 叙述者的弟弟也代表叙述者的心态的一部分吗?